《全国试点决定》试图以调查权大幅度取代检察机关刑事侦查、对案件事实初步定性的权力并非理想方案，将腐败犯罪侦查权不假思索地交给监察委员显然属于改革跨度过大。

[7]王旭：《国家监察机构设置的宪法学思考》，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确定的法秩序进行非全局性的部分调整。

事实上，在孙中山先生构想的五权宪法设计中，就有独立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外而单独存在的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限。此外，在留置期间，应当实施全过程不间断的录音录像。二、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定位及运行机制 （一）监察委员会的机构性质 权力法定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曾有观点认为，监察委员会属于政治机关，另外还有学者认为监察委员会属于政法机关，[11]应当说，这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展开的分析。处理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问题。

（四）党的监督 监察机关作为党统一领导下行使反腐败职能的国家机关，其党员身份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自然应当接受党的监督。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即成立有专门的投诉委员会，负责处理所有涉及廉政公署及廉政公署工作人员的非刑事投诉。其中特别应注意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专门调查留置可以参考逮捕的启动要求，即证明条件、罪责条件、社会危险性条件三方面的要求。

而法院的监督应当包括事前的监督和事后的监督：事前的监督即令状主义，要求调查机关在行使某些权力，尤其是限制公民自由之前，需经法院批准，尽管此种制度在我国建立尚遥遥无期，但毕竟应成为努力的方向。具体而言，移交部门只需移交当时开具的查封、扣押清单，并办理权力移交手续即可。但是监察委员会权力性质的厘清，对其与同为人大产生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确定有重大意义。第一，需接受关联性检验。

在现有五类强制措施中，专门调查留置在制度选择上有两个选项：一是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另一是逮捕后的侦查羁押。内容提要：监察体制改革是我国当前一项重大政治改革，但目前试点的相关规定对监察委员会权力的性质尚无明确规定，使得具体制度设计遭遇困难。

但是由于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在性质、运用规则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对于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在移交后的使用应采取不同的态度。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程序涉及人民法院对监察委员会职务违法监察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因此构成了对监察委员会行政调查处置权的外部监督。这样的本部门内部监督快速便捷，便于监察对象迅速取得救济，也有利于震慑监察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违法调查处置行为。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所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

（三）监察委员会权力兼有行政性与专门调查性 根据上述对行政权与专门调查权特征的分析，反观《三省市试点决定》和《全国试点决定》所规定的监察委员会的各项权力，将发现这些权力除了具有广义行政行为的性质之外，显然还具有专门调查权的特征。（5）在监督机制方面，对行政权以内部监督为主，而对专门调查权应以外部监督为主。职务犯罪专门调查部门履行由检察机关转隶而来的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权责，主要包括受理关于公职人员贪污贿赂和渎职类犯罪的检举、控告和自首，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查，收集职务犯罪相关的证据，调查终结后报请监察委员会主任作出撤销案件或移送审查起诉的决定，以及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等等。尽管监察委员会本身被定位为独立于政府职能部门和司法机关之外的独立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但其上述权力仍然具有广义行政行为的性质，其中一些权力更属于针对腐败、贪污贿赂这种违法犯罪的专门调查权。

（2）在取得方式方面，行政权的取得方式具有多元性，而专门调查权的取得方式具有专属性。然而行政调查程序与专门调查程序对于证据的关联性可能存在不同的判断标准，因此，专门调查部门需进行关联性审查判断后方可使用相关证据。

为改变监察委员会留置权目前因缺乏明确规定而导致的认识争议和适用困难，有必要按照监察委员会权力二元属性的分析路径对留置权的性质进行区分，并规定相应的运行和规制制度。明确监察委员会权力的性质，将首先影响其与检察机关的权力分配和衔接关系。

在日后制定的《国家监察法》或其他相关法律中，应当明确其他外部监督方式，另外还可以规定专门设置的监督机构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这也是我国政府一直强调简政放权、删减政府权力清单的原因。据此，我们可以判断，谈话与调取这两种监察措施，除了具有行政性之外，很可能也包含专门调查行为的内容。【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1期。既然案件情节、处罚结果均相对较轻，则没有必要在调查过程中长时间地限制监察对象的人身自由，因此可以参考《人民警察法》的规定，仍规定为24小时，最长不得超过48小时。在内部部门分立的问题上，澳门廉政公署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例。

（3）案卷材料和证据的交接。移交部门的办案人员对案件事实较为了解，因此为提高办案效率，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允许监察委员会内部部门之间针对个人进行临时的人员调配，在经过两个部门协调或经监察委员会主任批准之后，允许移交部门的办案人员参与被移交部门的案件办理程序，从而实现行政调查处置程序与专门调查程序的顺利衔接。

而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发现案件可能涉嫌刑事犯罪移交给专门调查部门的，专门调查部门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所谓集中统一，体现在职务违法监察中，要求行政调查处置权在监察委员会主任的领导下由监察委员会职务违法监察部门专门行使，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构、组织、个人无权行使此种权力。

另一方面也能够促使办案机关依法调查，确保调查行为的合法性。反观我国的监察委员会，尽管有学者提出其需接受人大的监督、司法监督、自我监督、社会和民众的监督、党的监督，但《三省市试点决定》和《全国试点决定》仅规定了人大监督。

倘若其权力性质是行政性的，则法院欲对此种权力进行监督制约，需由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方可实现。立法者究竟将上述权力纯粹定位于传统行政权之范畴，还是赋予其新的内容，对权力的授予、运行、制约将产生不同影响，不能不加以重视。第二，需接受客观性检验。而专门调查权以避免错误追究为首要目标，因此查明案件事实、确保实体公正是调查机关的核心任务。

案件在监察委员会内部移交时，针对已被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涉案财物，一般只需办理查封、扣押措施的移交，而不必移交涉案财物本身。二、监察委员会行政调查处置权和专门调查权的配置、运行和监督 （一）监察委员会内部的行政调查处置权和专门调查权分立 既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具有行政性和专门调查性这两个层面的属性，则应当在监察委员会内部设置相对独立的内设机构，分别行使针对职务违法行为和职务犯罪行为的行政调查处置权和专门调查权。

第一，监察制度涉及公职人员自由、财产等核心公民权利，于监察对象有重大利害关系。但考虑到追缉在逃嫌疑人能力之现实，可以参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二百七十条的规定，允许监察委员会将通缉通知书和通缉对象信息送达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并实施追捕。

2017年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全国试点决定》），将试点全面推开。澳门也专设廉政公署人员纪律监察委员会，接受对廉政公署人员的投诉并向行政长官作出建议。

因此，当案件可能不构成犯罪而由专门调查部门移交给行政调查处置部门时，对已经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监察对象，应当解除强制措施后移交给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处理。监察委员会在判断是否有犯罪事实时，也需要考虑案件是否具有《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例如渎职类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贪腐类犯罪中的数额标准等，此外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事实还需有相应的证据加以初步证明。根据《决定》关于监察委员会对职务违法行为和职务犯罪行为的监察权规定，可以在监察委员会内部分设职务违法监察部门和职务犯罪专门调查部门。就人员专业性要求而言，专门调查部门应当配备足够数量通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律专业人员，从而保证专门调查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其二，行政调查程序中收集的实物证据在专门调查程序中可以使用。第三，监察权运行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遵守依法实施监察的要求。

尽管实物证据相对稳定、客观性较强，但其仍可能受到人为故意或疏忽导致的干扰，因此应当对证据在取证、保管、移送过程中的同一性（Authentication）进行审查，以保证其客观可靠。这样的规定并非无因，行政调查程序与专门调查程序对于言词证据的取证规定大不相同，尤其针对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由于涉及其重大权益，因此法律规定了极其完善的取证程序，例如全程录音录像，这与行政调查程序中对当事人陈述的取证程序相比要严格得多。

但倘若此种转隶是职能方面的转隶，使得监察委员会行使的权力具有专门调查的属性，则其调查活动中发现案件涉嫌刑事犯罪，就可以自行启动调查程序，待调查终结后直接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即可。而调取的内容较为丰富，应包括从监察对象和其他机关或组织处取得证据的行为。